新的《
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完善了
婚姻法的立法体例，也为制裁有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法律思维下，立法者“不仅不愿法律对
婚姻家庭领域的过多介入，甚至不愿借法律的语言进行规范，寄期在抽象的法律规则下，将案件任法官依据社会优势及个人的道德直觉自由裁量。”[1]在这种法律思维的影响下，《
婚姻法》虽然规定了损害赔偿制度，但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制度设计，使得在适用过程中，显得立法过于宽泛、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1年12月25日和2003年12月25日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二）（以下简称《
婚姻法解释》），但都没有对损害赔偿进行具体地规定，理论界对此也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比较客观的统一标准。如何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
一、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标准的客观化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这一点，理论界、司法实务界都已成共识。因为多数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并没有造成财产损失，而是因一方不履行
婚姻义务，给另一方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婚姻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与国外一些国家的规定相一致。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
婚姻解除受到的财产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
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配偶一方实施了以下四类法定行为，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实施家庭暴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在实际生活中，过错方的这四类法定行为可能给无过错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但更大的损失和痛苦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据田岚、何俊萍1998年对51件因婚外恋离婚案卷中无过错方当事人的上诉书或庭审笔录记载，他（她）们均遭到不同程序的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损害，其中有36人出现“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哀、羞辱等情感障碍或反应。”[2]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创伤，是难以抚平和愈合的，财产上的弥补是乃无奈之举。
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一个难点就是赔偿数额的认定，这与财产损害赔偿中“损害多少，赔偿多少”不同，精神损害缺少可视性，这就给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准确认定带来了困难。在日本，将由于离婚而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称之为离婚抚慰金，而金额的确定由法官以自由心证之原则来量定，并且没有必要显示该数额的算定依据。很显然，这种立法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介入其间，势难防止，因而不免发生金额算定不平衡之现象。”[3]为此，学者提出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表格化或定额化，也就是认定赔偿数额客观化。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也认为很有必要。
二、离婚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特点
就民事侵权引起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正式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但是这一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在其草案中曾规定过具体数额以及最高赔偿标准和最低标准，但后来并没有将其写入解释。其理由是：第一，侵权的具体情形不同，无法统一规定；第二，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第三，加害人的经济负担能力不同。因此，精神损害的数额只能由法官依职权酌定。[4]但该解释确定了6种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因素和其他因素，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婚姻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但是，与其他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相比，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
1、主体的特定性。离婚精神损害的主体是夫妻，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是适用这种特殊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而一般精神损害的主体没有特指。
2、行为的法定性。离婚精神损害中，有过错的一方实施的侵权行为是由法律规定的，具体就是四类法定行为，而一般精神损害行为没有这种限制。
3、客体的单一性。离婚精神损害侵害的客体是存在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和无过错方的人格权。而在一般精神损害行为中，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导致了公民的姓名、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方面和身份方面的伤害。
4、义务的人身依附性。离婚精神损害行为是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这种忠实义务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仅存在于合法夫妻之间。而一般精神损害行为所违反的义务具有广泛性，也不具有人身依附性。
5、结果的双重性。离婚精神损害行为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导致无过错的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
婚姻关系的结束。而一般精神损害只能导致了相应权利的损害，不会引起人身关系的变化。
三、认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确定了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六个因素。这对认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指导意义，结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特点，我们可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标准和应考虑的因素。
1、法定因素。
（1）过错方的过错程度。离婚精神损害行为中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其中过失包括推定过失的情形。根据过错方的过错程度不定来确定赔偿的数额，过错与责任呈正向关系，所以故意侵权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要比过失侵权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要大，因此对故意侵权的赔偿数额应大于过失侵权的赔偿数额。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过错方的过错时，不仅仅从过错方的主观状态来考察，而主要从行为的过错性质来认定。所以，除特殊情况外，导致行为过错的主观原因，不应作为减免责任的法律依据，法官的审理重点应是法定过错行为。
（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过错方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这些具体情节恶劣程度可以确定损害事实的大小，从而为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提供依据。
（3）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这是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依据。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可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大小。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亦可作为确定赔偿责任大小的理由。这种结果包括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
（4）过错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笔者认为这一点在认定赔偿金额时也应作为法定因素予以考虑，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将来案件执行的可能和判决的严肃性。如果过错方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承担赔偿或赔偿能力有限，那么应适当减少赔偿的数额。
2、酌定因素
（1）加害人的具体情况。所谓加害人的具体情况就是要考虑加害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能力等。在实际生活中，导致离婚的过错方多是一些在经济上具有明显优势、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功人士”，往往引起的社会影响也较大，所以也有必要对加害人的情况进行分析，以酌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2）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主要是指受害人的社会地位、谋生能力、年龄、健康状况和经济来源等情况。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明确了要考虑侵害人的经济能力，但在司法实践也应考虑到受害人的经济能力。如果受害人的经济状况较差，也应适当提高赔偿的标准。同时，还应考虑到受害人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
（3）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如前所述，我国各地生活水平不平均，差异较为明显，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官应充分地考虑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结合其他因素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
（4）加害人的事后态度。由于离婚往往是由众多社会因素所导致，不能一味的局限于表面的原因。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考虑到加害人的事后态度。如果加害人事后认错态度较好，或者受害人谅解了加害人，这些情况也成为影响赔偿数额的原因。
（5）其他情况。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
婚姻关系的结束，那么，由此会产生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的分割等问题。所以，在具体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还应考虑到其他情况，比如：夫妻用于家庭劳动和子女抚养、教育上的时间和费用等因素。
很显然，以上这些因素只是概括性的标准和因素，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运用自由心证，综合考虑以确定赔偿的具体数额。
注释：
[1]孙若军：“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载于《法学家》2001年第5期。
[2]田岚、何俊萍：“论离婚有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载于《东南学术》2001年第二期。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267页。
[4]杨立新、杨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评》，《法学家》2001年第5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
TAG:
上海市 离婚 数额 精神 赔偿
